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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时,则听任自由买卖。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重要民用产品,如果滞销,则按成本加以收购,使经营者不致亏折。赊贷也是五均司市的任务之一。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作非生产性的消费,如祭祀丧葬的用费,不收利息,短期即还。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作资金,期限较长,按借款者的纯利润额收取年利十分之一(一说是月息百分之三,即年利百分之三十六)。

  新莽推行的五均六筦和武帝时的经济管制措施作用不同。武帝时封建国家尚不甚腐朽,也能基本控制为国家推行政策的官吏,因此这些措施收到了若干积极的效果。而新莽时政权已很腐朽,大工商主出身的推行这些政策的官吏已非封建政权所能控制,因此类似的措施反而起了破坏经济的作用。推行五均六筦措施的大商人与地方政府、豪民富户狼狈为奸,多立空簿,府藏不实,操纵价格,盘剥百姓。平抑物价的市官收贱卖贵,甚至以贱价强取民人货物。赊贷过期不还,便要罚作刑徒。官府收税十分烦苛,饲养牲畜乃至妇女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和商贩直到医巫卜祝都要收税,连不事生产的城市居民也要纳税。而且条法苛细,处罚严酷,重的甚至要处死刑。广大中小工商业者乃至居民均受其害。结果工商业遭到极大的破坏,五均六筦成了对人民的暴政。五均六筦施行了十几年,到地皇二年(公元22)才准备废除,第二年新莽政权就告败亡。

  (宁可)
 




  五权宪法

  孙中山提出的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宪法原则。初次提出于1906年12月2日。是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参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结合中国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和御史监察制度,在演说中提出革命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将实行行政、立法、裁判、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国会均未制订此项宪法。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东省议会和教育会的演说中,再次以“五权宪法”为题阐述了这一原则。1924年4月22日,五权宪法以“中央政府当设立五院”,其序列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以试行五权之治”,载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作为政权建设原则而固定下来。

  (曾业英)
 




  五人墓

  明代苏州市民反对魏忠贤斗争中殉难的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五位义士之墓。天启年间(1621~1627)阉党执政,朝政黑暗。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巡抚毛一鹭阿附魏忠贤,残酷压迫、盘剥人民,激起市民强烈不满。天启六年,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吏部员外郎周顺昌。顺昌居官清正,受到市民拥戴,故苏州城乡数万人为周顺昌免遭逮捕而不期群集。当缇骑开读诏书时,愤怒的群众大声喧哗,哭声四起。市民颜佩韦率先向两台使讼周顺昌冤,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四人亦偕诸生求其疏救,跪乞至午不起。缇骑持械大打出手,引起众怒,遂蜂拥而前,攀栏折楣,直前奋击。缇骑二人当场毙命,余负伤鼠窜,毛一鹭赖苏州知府寇慎等保护得免。事后,苏州府出动军队保护缇骑,并连夜将周顺昌解走。毛一鹭则飞章告苏州民反,并三上疏,欲以擒获首乱功自解。城内外士民人人自危,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当地群众,挺身而出,自系入狱。临刑时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当地人士感五人之义,将他们合葬于虎丘之侧,题称“五人之墓”。复社领导成员张溥为作“五人墓碑记”。

  苏州五人墓“义风千古”牌坊

  (许敏)W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爆发的以工人为主体的有全国各阶层人士广泛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实现国共合作,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下,同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日本资本家伺机报复,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5月14日,日商纱厂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日本厂方不仅不允,而且枪杀了顾正红,打伤十多名工人。上海日本内外棉十一个纱厂两万多工人立即罢工抗议。中共中央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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