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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主要是诗、文、书牍、奏对等,包括有:奏疏、谏阻、论说、公牍、书启、序跋、策问、诏令、传记、行状、行述、年谱、箴、铭、笔记、日记、墓志铭、神道碑、哀辞、祭文、赞颂、贺、表、杂著、揭帖、史论、史评、注释、考证、经筵讲章、语录、辞赋等。其内容丰富,诸如国家政治、典章制度、战争、边防、军事、行政、吏制、刑律、命案、宗庙、陵寝、礼仪、科举、户口、田赋、税收、徭役、农田、水利、海运、漕运、仓储、风俗、民情等,是研究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的重要史料。

  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数量,尚无全面的统计,除诗集外约有两千余种,作者一千五百余家。其中包括元明之际的宋濂、刘基、胡翰等,明清之际的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等。笔者以官僚政客、文人学者居多,也有少数隐士、道家和释家的作品。

  明人文集有明刻本、清刻本和民国年间的铅印本等,也有尚未刊行的稿本、抄本,除单行本外,大都收入各种丛书。

  (肖林)

  清代无论文集的数量,或所包含的内容,都大大超过前代。据《清史稿·艺文志》的载录,共收有别集类书目一千六百八十五部,总集类书目五百零三部。后来,《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又续收别集类书目两千八百九十部,总集类书目三百五十四部。上述书目,包括了一部分清人辑轶前代诗文的集子,若将其剔除在外,总计约五千部以上。曾有学者检索中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书目卡片,共得清人诗文别集目录约一万三千余种。而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因为流散在各地的抄本、稿本,甚至一部分刻本,都无法收集在内。至于亡佚散失的集子,则更难以考稽齐全了。

  清人文集,从名称而言,大抵沿袭前世旧称,叫做集或文集、类集、合集、全集、遗集;也有称作稿、文稿、类稿、丛稿、存稿和遗稿的;而稿又有初稿、续稿,集有正集、别集的分别。此外,亦有以文录、文编、文略、遗文等命名的。至于在集、稿、抄、录等名目之外另出书题的,当然也有不少。

  清人文集,极大多数属于个人之作。在当时,一些名家硕学之士,固然都要编选集子,许多朝廷显宦,以及省府州县等官,甚至连皇帝本人,亦因显示学问,或附庸风雅,致力于刊刻诗文论说。至于一般穷儒寒学之辈,尽管财短力绌,但也常拼其毕生之力而收辑自己文章。

  清人文集的内容庞杂不一,类目的划分与明大体相同,并以奏疏、论说、记叙、序跋、传志占主要地位。但也有的文集,类目单一,如只收其诗作的诗集之类。文集的分量也大小不一,多者可以上百卷或数百卷。如乾隆皇帝弘历的《高宗诗文全集》,共有五百八十二卷,可算是分量最大的了。一二十卷至数十卷的集子比较普遍。少者则二三卷或不分卷。当然,除了卷数多寡以外,卷与卷之间的大小,也与分量的多少有直接的关联。

  清人文集,往往初集或初稿由本人选定,而续集、续编或辑佚之类,由后人继续增补。也有的是多次整理、多次刊刻。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学者方苞,其著述就先后被整理刊刻过五六次。

  清人选编众人之作合为“总集”的风气也很盛。康熙中魏宪辑《皇清百名家诗》,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魏裔介等九十一人的诗作;同治二年(1863),李长荣辑《柳堂师友诗录初编》,则收了一百六十多人的作品;蔡殿齐的《国朝闺阁诗钞》,专门收录一百名妇女之作;还有如宋荦的《国朝三家文钞》,是将侯方域、魏喜、汪琬三家文字辑在一起。道光时,李祖陶的《国朝文录》初编,收各类文集四十种,同治间又出续编,再收文集五十种。这些诗文总集,一般只是把所要收录的原编集子辑在一起,进行刊刻,做法比较简单。另如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张应昌的《国朝诗铎》,是从数百种或近千种集子中,按作者的意趣,选出佳作并加注释,分时期或类别,编辑成书,需花费较大功夫。类似沈、张两人以编选各家文章成集者,当推《切文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最为著名。《切问斋文钞》,乾隆间由陆耀编辑,共三十卷,分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十二门,是一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好书。后来贺长龄聘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多少也受到该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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